文章来源:山西法治报2024年1月16日理论版。
香港法律电影是香港电影丰富类型中耀眼的一类,有众多非常优秀的影片。香港TVB的律政剧更是陪伴几代人成长的法政影视大餐。然而,在众多观众喊出“港片已死、港剧已死”,内地的同类型影视迅速成长等的背景下,香港的律政影视也逐渐式微。不过,新近的几部律政大片似乎发出了香港律政影视复兴的强音,尽管也有《一级指控》(2021)这样不太成功的尝试,但《正义回廊》(2022)、《毒舌律师》(2023)两部律政电影都收获了广泛好评,以下仅从法律和悬疑的角度进行一些核心的比较。
既缺乏法律性也少悬疑:观《一级指控》
一部法律电影首先需要经受法律专业性的检验,这是从法律看电影的第一步,电影尽管是艺术,相关内容也需要合法化呈现。《一级指控》中也具有一定的法律性,如雷有辉大状一开始与何大状在围绕郭嘉仪案的对话就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启发:“我们是辩护律师,不是福尔摩斯,究竟谁杀死郭嘉仪根本就不是重点。整个案件的重点就是我们怎样才能给当事人最大的利益。”律师就是律师,只能以律师的方式维护当事人的最大利益,这是律师职业伦理的重要宣告。英美法系中事务律师和出庭律师的区分在电影中也有清晰的体现。律师会见当事人的相关规则,律师特权的保障、律师的利益冲突、律师惩戒等等都是香港法律的核心环节。电影在这些法律方面应是经过严格的考究。
《一级指控》剧照:何大壮在和雷大状对话中的信仰宣示
然而电影也存在一些法律硬伤。电影中高级警督赵国辉被富商郭世荣收买反转后,雷大状向法庭提供了一段电话录音,记录了曾志威杀人后向赵国辉求救的铁证,这在法律上是证据突袭,控方竟然没有提出任何反对,也没有就证据的合法性提出质证;第二次庭审中控方唯一提出的反对是辩方作出的引导性猜测,但是控方在第一次庭审中指控是李逸峰强奸杀人,都是在作出引导性猜测,而辩方也没有反对,控辩双方在对方陈述时都显得过于沉寂。电影中的两次庭审都没有展现英美法系法庭该有的控辩双方的针锋相对和法律敏感性。
影片中故事的悬念也早早失去,在电影第30分钟时,死者郭嘉仪的助理Cat用曾志威和郭嘉仪亲密照向他勒索500万时,故事就完全失去了悬念,是正在竞选议员的曾志威杀死情人郭嘉仪并嫁祸给李逸峰,电影就成了以曾志威为代表的权力集团和李逸峰为代表的“穷二代”之间的对抗。电影剩下的就是一些价值宣言,如“法律对于你来说是生意,但对于我来说是信仰”。雷大状要让女儿在一个是非分明的世界中长大,即使需要自己做出牺牲也要维护公理和正义。这自是值得叫好,但电影也存在一个难解的悖论,通过非法方式实现的法律正义是否符合正义?雷大状多年前对法律过于执着而打输了官司,多年后的成长如果仅仅只是以损害法律的方式获得正义(如为了让家属迅速会见当事人,竟然采取伤害当事人身体的方式让其住院,再让家属伪装成自己的助理在医院进行会见等),那又谈何法律信仰,谈什么是非分明的世界。
瑕不掩瑜的律政爽片:观《毒舌律师》
《毒舌律师》成为了2023年最为火爆的香港电影,成为香港影史上第一部票房超一亿港币的华语电影。电影首先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具有精致的法律考究,远比《一级指控》卓越。影片中辩方的律师使出歪招,事先让当事人咨询相关经验丰富的律师以制造各种利益冲突,导致律政司无法聘请这些高手,从而增强了影片的法律性。在庭审时争论的问题也是诸多的专业性问题,如证据相关性的争论、对保安陈球临终遗言的证明力问题是庭审的重要亮点。保安陈球留下遗书承认污蔑过被告曾洁儿,“我很后悔,当天法庭冤枉曾洁儿,我撒了谎害了她。”控方金远山律师则指出这句话需要作出更为精确的解释:这句话可以指陈球什么都看不到;……更可以指陈球看到一个不是被告的人做了一些不是他在庭上所讲的事。这篇遗书要证明什么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论证,仅凭这篇遗书不足以推翻原审认定的事实,控方金远山律师的反驳确是很有力。曾洁儿虐女案的庭审更加符合英美法系庭审的一般情况,尤其是辩方林凉水律师和控方金远山律师彼此激烈、专业又符合逻辑的法庭论辩,是久违了的律政片情节。
然而,电影在法律方面同样存在一些可争议的地方,比如在忠诚于委托方的规则之下,控方律师能不能像影片中一样配合对方律师暗示一些证据的存在(比如矿泉水瓶子根本不在本案证据清单中而控方不去否认)?甚至直接问一些误导性的问题(证人对其太太收买另一位证人陈球是否知情)?在钟京颐作证时,林凉水大律师同样存在严重的引导性猜测,两个水瓶出现在案发现场,林律师基于这个猜测,是钟京颐在他女儿失血过多后给她喝了大量的水,而在医学上很可能会导致其女儿有生命危险,钟京颐的行为涉嫌谋杀自己的亲生女儿。尽管曾洁儿曾看见钟京颐在现场往垃圾桶丢2个水瓶,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是钟京颐在喂女儿喝水,并不是直接证据,依然是猜测。不过此时的金远山律师并没有以引导性问题而提出反对,在剧情的关键时候,导演似乎为了迎合观众、保障电影的流畅性需要牺牲掉专业性。
《毒舌律师》剧照:法庭上的林凉水大律师在做陈述
庭审中,林凉水律师的最后陈词:
“今天这里,所有事情都不该这样,法庭本应是一个最公平公正的地方,但今天有些权贵仗着自己有财有势,行为卑劣,视法律如无物,大爷似的坐在这个地方,我想跟他说,对不起啊,公义一样坐在这里,各位,我们做刑事大律师,成天见惯了最见不的人、最黑暗最厌恶的事情,但是我们仍然带着假发,长袍大袖的每天站在这里坚持,唯一值得我们这样做的,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希望这个世界能公平一点,而不是被一些有钱人花几个臭钱把我们当猴子一样耍,以前大家都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今时今日,大家都改口了,法律面前三六九等,我就要看看今天谁高人一等!”
这样富有激情的慷慨陈词,同样是迎合普通观众的一般期待,最后剧情需要有一个情感宣泄,但并不一定是符合法律,如最后陈词阶段法官断然不会允许律师长篇大论去陈述自己的私人感受。
电影的悬念也保持到了最后一刻,尽管曾洁儿是被冤枉的,这早就没有什么悬念,但在钟京颐作证时林律师曝出的他和钟念华一起谋杀了曾洁儿的女儿,则有了悬念的反转和重大的戏剧冲突,把故事推向了高潮。这也是远比《一级指控》优越的地方。
用电影去理解杀人狂魔:观《正义回廊》
《正义回廊》的主题更为严肃,改编自2013年轰动一时的“大角咀弑亲凶杀案”。如此人伦道德的沦丧,到底罪犯为什么会做出如此行为?法律的过程不仅是一种评价的过程,也是一个理解的过程。《正义回廊》的核心方面即是要去理解张显宗为什么杀害并肢解了自己的父母。不仅是经由法律的理解,基于不同的主体,电影设置了多种理解角度和方式,即通过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社会背景的主体,展现对同一件事的理解过程和理解方式。这也是电影基本的结构,尽管不同主体的展现过程被导演打乱,只是在支离破碎中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事实链条,但也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张显宗形象。
第一种就是基于记者的理解角度,透过采访的视角其实也是张显宗的自我宣告。张显宗向记者坦露,小时候和青春期的经历导致自己有点变态,他没有开心的感受,没有同理心。张显宗是一个比较自恋、表现欲又极强的人,杀了人之后,张显宗也很享受成为舆论的中心,别人都来询问或是采访他。
张显宗的辩护律师表面上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但实际上非常认真地履行了对张显宗的辩护职责。律师很鄙视张显宗,认为他太介意别人的看法,很要面子,很自大,因此他给张显宗的重要建议就是闭上他的嘴,不要进行自辩……张显宗一开始决定不自辩,后来决定自辩,最后又决定不自辩,这种反复的过程就是张显宗性格的真实写照,他内心当中非常想通过自辩表现自己,极度渴望认同,但又担心在公众面前出丑而犹豫不决。
专家证人也是一个核心视角:辩方精神病学医生A——张显宗患有分裂情感性精神障碍和强迫症,他觉得自己如果不是生在这个年代,自己可能可以做到希特勒做到的事。控方精神病院医生B——被告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他的父母,杀死了父母就可以解决问题,他在杀父母的过程中极为平静和自满,是精心策划杀人不属于精神疾病。通过两组对立的专家证人意见,都能反映张显宗的部分性格特质。
唐文奇在电影中是案件的共犯,电影吸引人的方面就是成功把电影主题由一开始的张显宗为什么杀人,转到唐文奇和张显宗到底谁是案件的主谋,谁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从而有了“冷静与狂热、天才与白痴对比中显现的戏剧张力”,使得电影具有了更大的悬念。电影就有了两个并列的主人公,但事实上通过唐文奇也是理解张显宗很好的视角。张显宗和唐文奇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两人因为一场面试成为很好的朋友,同是社会的边缘人和失意者。和唐文奇在一起,也能满足张显宗的控制欲。
《正义回廊》剧照:时空打乱后陪审员正在观察张显宗和唐文奇的对话
电影中也展现了现实和丰富的评审团,每一位陪审员都具有典型的特点,从陪审团的讨论过程也是窥探和理解张显宗为什么杀人的核心视角。陪审员A:世界上有4%的人是毫无良知的,这种人有反社会人格,他不会觉得自己做错事,即使做错事也是别人逼迫他的,比如希特勒。陪审员B:你想想如果一出世就给人控制着,做这个不行,做那个也不行,是很难不反抗的……
电影中理解张显宗的路径还有他的哥哥和表姐,同是一个家庭中的成员也就会有更多的比较。表姐是张显宗信任的对象,因此自首也要表姐陪同,他最先向表姐坦白是自己杀了父母。他也自信比表姐更聪明,可以进行对表姐的部分控制。张显宗对哥哥的情感比较复杂,哥哥远比他在社会上成功,他对哥哥充满了仇恨,也有一些畏惧,他也不自信比哥哥更聪明,他甚至有杀掉哥哥的打算,但因哥哥表现出的一些关照又选择了放弃。电影在哥哥最后探视张显宗时有一个总结性的提问,“你觉得自己一点都没有做错?”张显宗并没有什么悔意,但他很想向自己的哥哥倾诉,当哥哥放下电话不理他,他却表现出少有的激动,他需要被倾听,当他的故事落幕,他不再成为主角,他也彻底疯狂了。
电影的导演何爵天在采访中所说:“在这个故事当中,从律师、犯人到证人,基本上每个人很努力地在‘表演’,法庭就好像一个‘舞台’,要把故事说得‘动听’,谁能让九个不能发言的陪审团成员信服,那谁就是赢家。”电影把生活描述成一场自我表演,尤其是唐文奇的姐姐在法庭上的表演极为震撼,把陪审团感动得稀里哗啦。这也使得电影具有更多的反思方向和内在张力。
所有这些都使得电影在诸多方面甚至超越前述的《毒舌律师》,尽管电影也可能存在叙事分散、主题过多、浅尝辄止、人物庞杂、结尾匆忙等缺陷,但立足香港本土、自由创造和独立思考的《正义回廊》必将在香港电影史上书写重要的一笔,其所体现的内在精神品格也一定是香港电影复兴的真正内核。
(作者王金霞:法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法治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生导师。本文系西北政法大学教改项目“生成性教学法指导下法律社会学课程探索”,项目编号XJYB202208)